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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允许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发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淹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