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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掌握过中央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第十四章 忠与奸（5）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认识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容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