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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当时“我们走遍全村，看不到一个越共。后来人们陆续从棚屋里走出来，咱们的人就把他们射倒井把棚屋焚毁，或是先放火烧棚屋，等人们逃出来时再开抢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把一群人围起来，一起把他们射死。我们整天就这样干着。”

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把这种勾当叫做“无故谋杀”，他的同伴们说，他拒绝参与此事。他说，“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肯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见鬼去吧，我才不干这个哩。我认为这不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之前，枪杀平民的勾当绝大部分已经止息，“但是，”他后来说，“有些人仍然在枪杀平民……在场地上、溪谷里和稻田里躺着大堆大堆的尸体。”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伤员——他是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而拒不参加屠杀勾当的一个土兵。

在目击者中有两个军人，他们对这事的回忆将在今后产生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三部摄影机把美莱的大屠杀拍摄了下来。一部摄影机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摄的交了公。其他两部是他的私人财产，因而把它们保留着。第二个军人是直升飞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沟并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后来说，“我想那里准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无法设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倒在那么个水沟里。”汤普森回到那村子里，从那里救出了十六个孩子。陆军部以其“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奖给他一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的迹象，说明官方警觉到美莱发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后，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战斗行动报告，把这次进攻说成是“设计周密、执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进攻。用其后的国会报告的话来说，“可以合情合理地断定，美莱问题在美国师内部被掩盖起来了。”后来隔了很久，当一切掩盖手段都失败时，该师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他已任西点军校校长）降了级，而且他和副师长都受到了训斥，被褫夺了服务优异勋章。可是这在当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很难预见到的。那天早晨，第一个对美莱向题采取行动的人不在美莱，而且他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到这件事。他是罗纳德·赖德诺尔，从前在夏威夷时他曾在查利连；他是从他过去的战友们那里闻悉这作屠杀案的。一年之后，赖德诺尔退伍回国，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的报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别邮寄给尼克松总统、主要的国会议员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控告说，“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国的一个名叫‘粉红村’的村庄里，确实发生过某种相当黑暗的血腥事件。”

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写出的。陆军部在四星期之内对这件屠杀案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证据于8月4日被送交宪兵总监；同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摄影师黑伯利的幻灯片。9月5日，即卡利预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杀死了一百零九个越南平民。被控告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纳，但是经过四个月的使全国人为之骇然的审讯之后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个人。在该案败露之初，尼克松总统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这一事件时说，这“肯定是一次大屠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没有理由的”。他接着还说：“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把一个以对平民施加暴行为政策的政府强加给越南人民。”

可是，正当卡利于1971年被宣判犯有谋杀二十二个越南人的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而总统敏锐的政治触觉很快就感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或是认为这个中尉是无辜的，或是认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一个评论员挖苦地说，一般人的心情是，“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他们也活该。”维京出版社宣称，它已经付出十万美元买下卡利的回忆录的版权，而在他宣判后最初三天中，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就卖出了二十万零二千张。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极的配音，说到“有个孩子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个军人，尽力为国效劳，”按下去便是歌词：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个军人，

我宣了誓要尽我的职责，力争上游，

但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坏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当我们列队向前行进的时候。』

白宫报道说，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这个裁决和判刑。尼克松总统下令把卡利从本宁兵营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移送到他住的部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