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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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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