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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䦆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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