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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是的学者们了，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举止让人看不惯外，这些人确确实实抢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

终于，因为一个女人，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剑桥。

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政权、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领情，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学袍（Grown）与市镇（Town）之争，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1381年，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带着武器，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剑桥的详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

后来几百年间，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它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自己的法规。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入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但进入大学，眼界变得豁然开朗，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世纪的移动，13世纪的，14世纪的，15、16世纪的……”

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如同牛津、剑桥的血腥一样，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左右飘摇。1229年，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在巴黎主教的默许下，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当发现无效后，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投奔牛津大学。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有了这道训令，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大学拥有如此多的校办工厂。”这让我猛的想到了《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这似乎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知道希腊可以变成罗马，却不知道我们的大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学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大学和办工厂或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是不知魂归何处。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讯上，各位学者正在讨论中国大学应该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企业结合。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