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后的潜台词就是宣扬姜不磨不辣的正面鼓励讯息。同理言之，桂治洪的网络人气度高企，对新生代而言正好起了一种陌生化的作用——所谓的“过火张狂”，原来可以至此地步（这是大部分新生代观众看过1974年《蛇杀手》后的标准反应），从而出现一种“双重疏离”的怪异身份解读。对新生代来说，因为港产片的衰颓积弱，不少人早已与港产片划清界限，自我疏离于香港电影的现实时空中；当得睹过去的狂态，我认为不一定一面倒去认同过去的成就，但却肯定对此时此刻的保守及沉闷业界气氛更加生厌——由生不逢时衍生出究竟我做了什么而落得如此的感慨，不期然与当下的时空产生“双重疏离”。

如果不想自我疏离，于是便不难出现借发现桂治洪而去利用桂治洪的倾向——桂治洪也在网络上成为重省本土经验的有力文本。《屋邨电影＋写实印记》固然野心不小，企图把《成记茶楼》（1974）到《大哥成》（1975）再延伸至《边缘人》（1981）去追寻民粹本质的电影呈现脉络。只不过若不嫌过分诠释，《大哥成》中忽然交代大哥成为警方卧底，乃至《蛊》（1981）中结尾“邪不胜正”的字幕收结，甚或《香港奇案3——老爷车纵火案》（1977）中对案情关键必须隐瞒的字幕交代等，其实与今天香港电影因北漂而面对的自我审查大同小异——都是为了生存之道的一种苟安手段。再想下去，大哥成的“忽然卧底”其实也非空穴来风，至少在其后的名作《万人斩》中，冷天鹰由最能干的官方杀手，到最后为官兵追杀，落得与匪首同一命运，对正邪难辨两面不是人的“无间道”主题，亦同样有深刻的反思。

那正是我们需要桂治洪的地方——重提桂治洪不是要翻案，而是希望借他作品中的一连串疑问，去催使新生代去燃起激情，寻找背后的可能答案，甚或自我重构古今对照的脉络。桂治洪对我们今天的价值，应作如是观。

第12章　桂治洪的泄愤历程

相信没有人看桂治洪的电影，会感受不到他的怨气。事实上，联结起现实中的他对照而言，就更加容易看到整全的面貌，此所以在访问中他会对不看电影的记者直斥其非嗤之以鼻（《南国电影》266期，1980年5月号），但又不无处处流露对现实环境制约的自觉性，不时抒发电影不卖座便什么都不是的商业至上言论。我认为这正是桂治洪的核心精神所依，心底里明知难以摆脱身处环境的宿命桎梏，但又不甘当场撒手投降，于是便在电影中建构塑造一个又一个与命运对抗的悲剧人物——是的，那都是悲剧人物而非英雄角色，因为桂治洪很清楚世上没有公义存在，一旦勉力为之就只会违心而发。他以歌谣乃至以不死蝙蝠侠包装颂赞大哥成，甚至露骨地以“卧底”来涂脂抹粉，正是利用《大哥成》（1975）来谋杀《成记茶楼》（1974）的最佳示范。

于是在他镜头下，只会出现一众不同面貌的任性角色，各自为私情或孤忿来作无声抗战——他要激起的正是一种民粹的认同快感。《大哥成》的例子说明他不可接受由上而下的创作掣肘，故此不若把成功人物抹黑至死！反过来尽管对观众未能领略个人创作深意而扼腕（1980年的《万人斩》当数他最用心的传世力作，却被人形容为挂羊头卖狗肉之作），他仍然乐于尽情通过制造官能刺激来迎合观众的需要，希望在由下而上的市场约制中，保留盲冲瞎撞的火气迫人，来满足个人无政府的浪漫想像——至少，在一切早已注定的宿命电影工业中，仍然容纳多少建构被主宰影像的能动性，算是聊以自慰的经营策略。

一、没有正邪，只有暴力比对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桂治洪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处境情有独钟。桂治洪关心的是权力的角力形式，反正终局难免受宿命的摆弄，能够制造悬疑跌宕的肯定就是过程的变化。能力高低与正邪本位无涉，对桂治洪来说，邪不能胜正不过是安抚观众心理的情节包装，反正权力压得人抬不起头来才是定理，无论力量的由来属人属魔，翻墙互搏本身已符合无政府的自设虚想。所以在桂治洪的电影，我们不时再三看到他对力量代言人（无论是警方、巫师或和尚等）或明或暗的戏谑。

在《邪斗邪》（1980）这出充满噱头的灵异喜剧中，伊雷饰演的余腩与亡魂阿翠冥婚，前者甚至借助后者上荷官身，赢取不少金钱，结果老板找来援手八妹施法，上演一幕以邪斗邪的高潮戏。八妹最终不敌，不过已经披露了只有力量大小没有正邪之分的理念。而在降头片代表作《蛊》（1981）中，降头师及解降师更拼得你死我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