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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都是先知先觉,他们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与人群是不相容的。待到人们感知他们的真理时,生命已不容他们存在。所以历来统治者得到眼前的利益,革命者则得到未来的芳名。而世上有雕成英雄的石块,也有湮灭海底的珍珠。幸运的石头只有几块,倒霉的珍珠却是无数。
古往今来,文人多蹉跎,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惨遭腐刑,杜甫潦倒一生,白居易放逐千里,五柳先生则隐居山林。凡此种种,可见世上原来就不公平,只有那些无爱于人类的奸诈小人在飞黄腾达。(待续)
一、人生初始——天真美好(4)
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还是被校方否决了。后来凭借招生考试,我仍然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老师和同学对我仍然是刮目相看。呈现在我面前的依旧是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我有幸得到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老师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三个字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会“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刻。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 ,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能掌握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乳房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偏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字字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是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里面的公式、法则、定律我可以倒背如流。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进入社会,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一段难忘的回忆,我曾经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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