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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可以借别的碴儿将毛文龙杀掉。查继佐《罪惟录》评论曰：“或曰调文龙御险，如矫抗，可杀也！”他说袁崇焕可以派毛文龙到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防御任务，假如毛文龙不服从军令，你就可以杀掉他。但实际上，假如毛文龙就赖在皮岛，你派他他不去，你怎么杀他啊？你到皮岛你也杀不了他，他还有几万军队呢。所以这个意见也不可行。

认为毛文龙不该杀的，也分为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抗御后金有功，不该杀，杀错了。

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有功有过，其过没有死罪，可严惩而不可杀头。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文龙即使无功有过，“十二条罪”也不该杀，杀毛文龙是“同室操戈”。

不管怎样，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是越权之举。因为尽管袁督师有尚方剑，但是朝廷并没有授予他杀总兵、杀左都督将军的特权，何况毛文龙也有尚方剑！这使人联想起在七年以前，初到辽东的袁崇焕也是越权，直接奏告首辅叶向高营筑宁远之议，当时得到大学士、帝师孙承宗的支持。现在袁自己是蓟辽督师，这次的越级，只能依靠皇帝的支持才可以过关了。

袁崇焕回到宁远后，立即将斩杀毛文龙一事详细奏报崇祯帝，阐明这么做的理由，最后说：“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缘系云云，谨题请旨。”

毛文龙墓

崇祯帝虽对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不满，但因重用袁崇焕，要依靠他实现复辽的宏愿，所以旨批：“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这里说到毛文龙的罪状，糜饷冒功是其一，不听朝廷命令、不受节制是其二，索饷要挟是其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的批示中说毛文龙“通夷有迹”。后来这件事得到证实，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暗通后金。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毛文龙先后给天聪汗皇太极八封书函：第一封为正月，第二封、三封为二月，第四、五封为四月，尔后有第六、第七、第八封。毛文龙在给天聪汗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他还表示：“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这些书信不见于明朝的《东江疏报节抄》，而见于后金的《满文老档》。

关于东江后事，这里还要讲一下孔有德和尚可喜。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毛文龙的部下，在毛文龙死了四年之后，叛明降清，后来成为清朝的藩王，为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立下汗马功劳。有人认为他们叛明降清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结果。而实际上，后来叛明降清的洪承畴、吴三桂等，都没有做过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和尚可喜叛明降清的原因很复杂，恐怕不能简单推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的必然直接结果。

我的看法是：

第一，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出于“五年复辽”的全局考虑，而不是出于个人之意气。

第二，袁崇焕杀毛文龙并不是要撤掉东江这个基地，而是要将这个基地置于蓟辽督师的统一指挥之下，使其真正发挥基地作用。但是由于三个月后袁崇焕就入狱，还没有来得及整编东江部伍，后来该部降的降、散的散，成为政敌攻讦袁崇焕的口实。

第三，袁崇焕曾经对毛文龙多方争取和劝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凡五回合，然毛文龙骄横跋扈，无视王法，拒受节制，于是将其斩于帐下，是为无奈之举。毛文龙已经“通夷有迹”，杀之不为“同室操戈”。

第四，袁崇焕先斩后奏，是擅杀毛文龙。虽有其不得已之处，但是留下口实，后来成为自己罹难的一条罪状。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进攻明朝的首都北京。一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