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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然最隐蔽的奥秘和恐怖的内核的同时，也给他受到刺激后治疗的办法：好比人们如果直视太阳，因为太刺眼而偏过头去，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强光的伤害，而出现的光斑。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长着美的面庞，人物生长于斯的土地都有着最健美的力量，它们就是沈从文运用的“光斑”，就是美。这种美根源于自然和万事万物的本原，这种美的体验绝非蒙蔽在事物真相之外的幼稚，也不是故作天真的矫情，它以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为责任。

三

只是，沈从文无法看到北京城里能建起他心中那座新城的那一天了。正如他在1948年一次自杀被救时叨念的那句话：“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不能对他的能力做过高的估量，他也只是一个有祖籍的人，是一个在1951年解放后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中，称自己在自己的思想斗争中倒下的人。原来，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甚至不但不是一个全能的人，还是一个有着太多软肋和硬伤的人，他感知痛苦的末梢神经实在太丰富，也太敏锐了。

1925年3月9日，沈从文用署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遥夜》，难道这个笔名本身不能说明什么吗？他不过如同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般寄生在芸芸万物之中，和众生同在天地沸腾的大锅里翻滚着。他是一个曾经看过无数次砍头的人，一个对血腥气谙熟的人，已经不能再放下对生命的崇拜和对芸芸众生不自觉的爱。那些鲜明的印象和浓重的印象过早地挤占了他的身体，于是当在他最需要书写能力的时候，似乎曾经附着于他的某种神力一下子撤走时，他便像一根萝卜，被连根带泥的从那片给予他神秘动能的土地上拔起来，远远地抛了出去。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3）

着实太残忍了，好比一个人，不断地喂他食物来扩充他的胃，让他的食欲越来越大的惊人，却又在突然之间，每餐提供给他的饭量只够养活一个婴儿，他遭受到的将是翻倍的痛苦。老天给了他不餍足的欲望，时代却轻易地毒哑了他出声的器官，试问一个被掐灭灯光，被轰出舞台的戏子，还凭什么能唱响一出独角戏？

“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一个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个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虎雏《团聚》）。他知道那束曾经照亮他的追光已经不可避免地暗淡了。1948年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基本圈定了“拆”字。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杀，于他而言，自尊受到质疑，文章被全盘否定的痛苦实在太强大了，他不是一块坚硬的卵石，而是一枚与卵石有着相似外表的蛋。一块卵石，纵使长着一副再可人的模样，也始终保持着不能孕育的冰冷，而无论是一枚多么普通的蛋，却为一个生命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蛋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所以它如此脆弱，经不起一丝细微的震荡和磕碰，如果与卵石相击，只会使这个生命的机会白白流产，不是没有勇气和信念，而是一个尴尬的“注定”，让每一个这段历史的看客，都领走一份令人膝盖都打颤的羸弱与哀伤。

四

1949年开始，沈从文以后的三十年，就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了。沈从文于1953年，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搬进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0年。他一头扎进文物里，白天黑夜地干，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决地工作。大概此时的他是平静的，大概他已经能够自若地到1949年精神崩塌后的废墟上走动了。

寒假，爸爸带我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帮助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我的任务是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库房不准生火取暖，黑抹布冻成硬疙瘩，水要从城楼下边端。爸爸跟同事小声讨论着，间或写下几行字。他有时拿大手绢折成三角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挡灰，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中午我们在端门、阙左门、阙右门进进出出，让太阳暖暖身子。他时时讲些我兴趣不大的历史文物知识。这挺好。爸爸又在做事了，我不扫他兴，由他去说。

“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喃。”

他边走边叨念着，说给我听，又像自语。

爸爸这一头扎进尘封的博物馆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几二十本准备好好来写的小说，恐怕没指望了。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那不过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