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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董事会结束之后，墨菲都会过来看我。他是我们的资深董事，曾担任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也是亨利的心腹知己。

墨菲经常给我许多真诚的劝告，当然不是教我怎么经营公司，而是教我如何与亨利相处。有一天墨菲告诉我：“亨利目前压力很大，你要宽容一点，他和他太太正闹得不可开交。”

行贿丑闻

几天以后，我感冒生病在家，错过了那次令人震惊的会议。

2月14日我请假。当我不在时，亨利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讨论印尼形势，亨利授权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保罗·洛伦茨支付100万美元佣金给一位印尼将军，福特可以因此获得2900万美元的合同，修建15座地面卫星转播站。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2）

但佣金的事走漏风声以后，亨利从迪尔布恩派了两个人到雅加达去告诉这位将军，福特汽车公司不能给任何佣金。

洛伦茨是我的下属，我一听到这件事就找他来我办公室：“你为什么要给那位将军100万美元的佣金？”洛伦茨是个规矩、能干而且很忠实的人，他不想给任何人找麻烦，他告诉我：“这是误会。”

“误会？没有人会因为误会而付100万美元！”我说道。

他不再说话，而我坚持要他回答，最后他说：“你不认为我会自作主张做这种事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告诉我你在奉命行事？”我继续追问。

他说：“不能那么说，但董事长示意我们去做。他说，‘这是那里的规矩。’”

确实，有些美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行贿以争取生意，但就我所知福特汽车公司从没干过这种事。

新闻界风闻我们有行贿的企图后，公司内部开始议论纷纷，人们津津乐道的程度不亚于水门事件。我们重新清理内部文件，甚至举行特别协调会议来统一口径，以免露出马脚。

我们不得不开除洛伦茨，而且和以往一样，由我来做这件事。洛伦茨告诉我：“假如你们不在我的记录上留下任何污点，我会静悄悄地走，但我只是替罪羔羊，你也知道的。如果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批准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很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几天以后亨利似乎招认了，他告诉我：“我想我可能让洛伦茨以为这样做不会有事，我可能把这个可怜的混蛋引入歧途了。”

祸事连连

一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审阅我们发放红利的名册，赫然发现亨利决定付给洛伦茨10万美元。

我问亨利：“我把他开除了，你怎么能付给他10万美元红利呢？”

亨利说：“他不是个坏人。”真是水门事件的重演，洛伦茨出来顶罪，老板再给他回报。

新闻界这回还是对亨利很客气，法庭也是一样。几年之后我还为这件事被司法部传去作证，亨利却没事，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布1974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损失为1200万美元，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比起汽车业1979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营业状况，仅有1200万美元的损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但这是福特汽车公司自1946年以来首次有营业亏损的一季，因此除了健康不佳和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外，亨利还必须为公司营业状况担心，这使他比以往更偏执、更不讲道理。

后来亨利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智。在1975年4月10日我们每月一次的董事会上，我主张把我们1974年末季的股利减少0�2美元，以应对营业损失，这样公司一年可以节省7500万美元。

但同时亨利却把董事的年薪从4万美元升为47000美元。我猜他是想收买董事会让他们保持中立。

4月底我们宣布1975年首季税后净亏损1100万美元，我们已经是连续两季亏损。

亨利的情绪这时已开始失去控制，7月11日，他终于发作了。

他召集了500名公司的高级经理开会，事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甚至也没有通知我这次特别###的目的何在。

等每个人在会场坐下以后，亨利开始演讲，他说“我是这条船的船长”，并说我们高级经理的经营方向大错特错。我是总裁，自然心里有数他的矛头指着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亨利的讲话毫无重点、没有条理而且互不连贯。大家出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