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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