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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巅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