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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的关联也受到怀疑。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非洲疟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约有5亿人感染疟疾，死亡人数约100~150万（大部分是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喷气式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数。

人类为挽救野生动物而禁用DDT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人类付出的代价呢？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问法，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打破延续了25年的禁令，允许疟疾感染地区在家中喷洒DDT，不过DDT仍然禁止在农业领域作为杀虫剂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疟疾的重灾区，类似项目的实施使儿童疟疾发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须问一句：所确定的项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如果政府官员或政策倡导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拒绝回答），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诚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赞同将生命、健康和环境进行估价，最普遍的托词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难进行客观估价。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1）

取消企业优惠的计划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左右两派权威专家认可的项目：左派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补助最终落到富裕企业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认为这是滋生政府浪费和滥用职权的典型例子。

企业优惠（或说好听些，是政府对重要的经济部门的扶持）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例如，由于企业不能获得R&D的全部好处（因为其他企业也从R&D中收益），因而企业对研发的支出存在不足；还有，如果国外政府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如商用飞机）给予补贴，则会考虑美国政府是否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企业优惠有三种形式：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每种形式都花费不小。据测算，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600亿~1　000　亿美元之间，每年公司税收减免额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