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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训练。和阿塔罗先生一起，他坐在有兰色软垫的凳子上，用一个15磅重的哑铃练习曲臂举重。一个学生从办公室走来交给阿塔罗先生一个便条。他看了一眼条子上的名字，走向肯特，伸手交给他，条子仍折迭着，夹在两指之间，未曾读过。

“从校长办公室来的。”他说，然后走开了。

肯特把手臂伸直，将哑铃放在凳子上，条子上有预先印的字样：“校长短信。”办公室的学生助手在空白处写上日期和话语：“到办公室去见伽德纳先生，马上去。”

肯特感到似乎哑铃掉到脖子上，得吞下自己的痰唾了。而另一方面，肾上腺素又急剧分泌，他估计，不用起重器，他就可以把汽车轮子换下来。

“不公平！”他想，“他是这里的当权派，就可以强迫我作不想作的事吗？我是学生，就非得照他的要求办事？我没有准备好面对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把条子放在短裤口袋里，拿起哑铃，继续练习曲臂举重。再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各种动作，包括俯卧撑、碟式鱼跃，屈臂鱼跃等，直到课堂结束。

他径直走到更衣室，准备橄榄球训练。他正在套上训练服装，罗比·伽德纳也进来了。罗比的保管箱距离肯特的只有十二英尺远，处于油漆长凳的另一头，他径直走向那里，一手打开柜门，另一只手拎着夹克衫，他和肯特之间，还有四个其他男孩也在换衣服，金属门劈啪响着。

紧张气氛在这两个相隔十二英尺的异母兄弟之间弥漫着。

罗比挂上自己的夹克衫，

肯特栓上肩垫。

罗比把衬衣从裤子中拉出来。

肯特伸手去拿紧身衣。

他们两人都直盯着自己的衣柜。

他们的姿势都堪称典范，样子都凛然不可犯。

“是的，是的，他在那儿，他会干什么呢？”

他们都深知道对方，每个人都想转身，寻找对方身体与自己的相似之处。

罗比先转身。

肯特也转过身来。

他们的眼睛相遇了，相互迷恋着，违背自己的意愿，被相同的血缘和共同知晓的秘密牵扯到一起来了。

异母兄弟，同一年出身，如果我们活着，应当一生都相互关连。

端详着对方与自己的相似之处，脖子上升起了红晕。他们由父母之间的事件联系到一起。那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使得眼下的场景既尴尬，又让人捉摸不定。

这仅仅持续了一两秒钟。

两人同时转而专心致志地换衣服，让相互的反感情绪再次在心里生根，形成痛苦和缠绕不清的相互关系。将关系抛开一边，还有一件事主宰着他们的思绪：倘若这件事被众人知道了，他们都将成为议论的对象，就得应付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麻烦。

他们在遗传基因上是兄弟，但在球场上仍然是敌手。

在无言的默契下，他们之间的相处原则在更衣室里建立起来了：一起打球，但决不眼光相遇，在球队表现充分合作，给教练以配合默契的印象，但在原则上仍相互排斥，双手决不接触，即使你进了球也不握一下。

他们走出去开始训练，天气变得阴沉，云层厚重，翻滚，卷迭，预示着马上会下雨。脚下的草坪感觉凉飕飕的；嘴罩很快发出霉味；风吹进头盔的耳孔中，就象笛子演奏低音一般；裸露的小腿上沾满泥浆，从不见干过。到四点四十分，开始下起毛毛雨，他们都想尽快结束训练，洗澡，然后回家，到温暖的厨房吃晚餐。

训练还未结束，象平常一样，教练让他们停下来，分成四组，喊到：“再练十个回合。”这就是说，离他吹响三声短哨结束训练，至少还得半个小时。

排好队开始第二轮回合时，罗比和肯特都同时看到了他，他们的校长、父亲，站在球场边的观众席边，背风站着，双手深深地插在灰色风雨衣口袋里，风雨衣遮住小腿，黑色头发披散在前额上，裤子已起皱。他站着一动不动，全神贯注望着球场，就象法官面前的罪犯一样。他孤零零地站着，形单影只，站在一排排的铝凳前面。雨水落在肩上，肩膀颜色变深。和那群运动员的肩头对比，他一动不动的姿势更显得孤独无助。看到他正在注视着自己，感到他的后悔和惭愧心情在秋雨朦胧中传到他们身上。无力对抗比卑劣行径更强大有力，顽强地改变个人意愿。这对异母兄弟转过身来，透过朦胧的草坪，相互对望一眼，一瞬时，和此前的对立和分裂情绪相反，对共同父亲的一股怜悯之情使他们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