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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札熙寺迁址，新寺庙建筑施工因资金短缺而时常中断，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开许以修庙的名义化缘。不是我恢复寺庙的愿望不强烈，札熙寺几代上师、僧众的心愿眼看就可以实现了，我心里比谁都迫切。

但寺庙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护持佛法、引导众生，在如今这样的年代，即使为修庙而化缘也可能引起人们的猜疑甚至诽谤，这对佛法、对众生都是不利的。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护持佛法、护持众生。

一座寺庙，哪怕有再多的金顶、再华丽的经堂，如果没有佛法的闻思修行，没有戒律清净的僧侣，就不是弘法利生的庄严道场。

法会上，为了让札熙寺和佛学院依依不舍的僧人们放心，我为全体两百多位僧侣举行了金刚萨埵大圆满灌顶。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这个珍贵的大圆满灌顶。从此直至证得无上菩提，我们师徒道友将永不分离。

玉隆阔百姓的心情我也理解，对他们——我的福田，我当然不会舍离。

这让我想起索南日登喇嘛。他一生精进乐观，无欲无求，唯有对札熙寺异常“执著”。老喇嘛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佛像的事迹，大家应该早已熟悉。困难时期，他忍饥挨饿，非到万不得已不舍得吃一口糌粑，为的是要用省下的糌粑粉去换回别人手里札熙寺流失的佛像和法器。

80年代，札熙寺修复，他比谁都欢喜，把自己舍生忘死保存下来的佛像等物品全部归还了寺庙。他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札熙寺重现昔日的兴盛景象。可是直到90年代中末期，寺庙仍然很简陋萧条，湿气的严重侵扰使正常的居住都成问题。札熙寺不得不再次搬迁。

那时，索南日登喇嘛因风湿病行动不便，被我接到扎西持林居住。他人虽在扎西持林，但我知道，他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札熙寺。寺庙搬迁重建需要大量物力财力，老喇嘛跟在我身边，总想找机会替札熙寺化点缘，只是碍于我不得化缘的禁令，才不敢向人开口。

有一次，札熙寺僧众来我房间商量事情，老喇嘛也在座，离开时他随众人退到门外又单独折回来，抱着我的手痛哭：“您一定要帮帮札熙寺！帮帮札熙寺！”

如今，老人家早已离世。他如果健在的话，看到札熙寺恢宏的经堂，庄严的佛学院和数以百计的学僧，不知会开心成什么样。

二

次日，我们收起帐篷，逆水而上复行十几公里，到达札熙寺第一次搬迁后的所在地。

寺庙在这里存续了一百三十六年。此处三条河水交汇，四面青山围绕，幽静秀美，远离尘嚣。人在山谷中，望天，碧空如洗，望山，层峦叠嶂。近处芳草如茵，远山绿得发蓝，青山外面雪山绵延。

风物依旧，看山看水、翻山越岭的人又回到三十三年前。同样是这条山路、这片山谷。黄昏时分，我终于到达札熙寺。荒废多年后的寺庙破败不堪，只有哥宁活佛的小屋孤独地立在一堆废墟旁。在渴望见到他而无法见面的两年里，我曾在心里反复想象过活佛的模样：或腾云驾雾、叱咤风云，或珠宝严饰、浑身放光。反正一个孩童所能憧憬的所有英雄形象，我都一一投射在哥宁活佛身上。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活佛。他坐在那里，温和地微笑着，头顶没有放光，但绝对是我所见过最俊美庄严的人物。

哥宁活佛多年来以病残的形象示人。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艰难动荡的年代里持续闭关修行，并一直坚守在札熙寺旁。其实那时寺庙已经没有了，经堂被毁，人员四散，但就算残垣断壁他也要坚守，也要等待，否则很多人会找不到回寺庙的路。

像我这样独自闯去拜师求学的孩子应该很少吧。哥宁活佛慷慨地收留了我，供我衣食，教我佛法。当时一些僧人聚集在札熙寺附近传讲佛法，举行法事活动。我在听受哥宁活佛教诲的同时，有幸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使我此生第一次过上了理想中在寺院闻思修行的生活。

我初见哥宁活佛那天，缘起殊胜，活佛圆满完成了一段长期的闭关修行。当日正好出关，札熙寺得知消息的几位上师都赶回寺庙举行会供。其中一位便是多吉秋炯仁波切，哥宁活佛特意请他为刚到的我进行长寿佛灌顶。

我的第一位金刚上师多吉秋炯仁波切一生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新龙地区，早年不信因果，做过猎人，屠宰过牦牛。三十几岁始觉因果不虚，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生忏悔，发愿从此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他在嘎陀寺闻法多年，又在多吉扎等寂静处闭关修行四十余载，专修光明大圆满。

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