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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秘、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和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一旦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出镜时，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高歌狂言、*倜傥，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像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召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船倾桅折、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在江苏省丹阳县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毙，尸体过了好几天后才为人发觉。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却以同样残忍和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精神永远分离。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2）

数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死者的儿子龚孝拱托名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纪实体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一向被认为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宿儒多年来身传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书信诗词，包括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当初离奇地失踪、民国初年昌鹤亭好不容易从陈士可处弄到手，由况周颐编辑后交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那个女主角顾太清的《东海渔歌》钞本，尽管内容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但细辩详审、对照案中其他主要人物同时期的诗文研读，应该还是能找到不少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要将顾的词集以这样特殊的手法加以处理，效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掩弥障，除了证明这事确实有之，还能起到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

‘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孽海花》第四回）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上述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终还是成为一次理想化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的死因，开始被逐渐揭开。此人本系浙江杭州仁和人氏，姓龚，名自珍，号定庵，是晚清文坛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虽然柳亚子先生“三百年来第一流”的评价许多年来让人印象深刻，但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领袖毛泽东所喜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才认识他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观，但对创作而言反倒因祸得福，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量。仿佛情感能源为悲痛的火焰所意外点燃──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明显带有*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家庭、理想、著作、情爱以及精神遭际，以及仿佛欲说还休、又低回不已的那种苦难与深情。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犹如暗夜流水般的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提心吊胆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意象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前几年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