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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

“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语，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首长长叹气数次……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①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蒋介石这不是在写遗嘱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西安事变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抗日。当然，蒋氏此举，自有其难言之隐，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过去积怨甚多，特别是十年内战，他与共产党誓不两立，这次被捕，落入与红军有一定联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手里，总觉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写起了遗嘱，这也是不奇怪的。当然，对遗嘱的内容，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写了，还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式的电文，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这是一点补充。几种（也许还有别的说法）电文俱在，蒋氏何意，读者可以分析判断，笔者无需多议。

下面，我们继续引录有关蒋氏在新城大楼的记述：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

“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亥风桥高桂滋宅。

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吧。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②

这里所反映的有关蒋氏被扣初期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就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劝蒋移居之事吧，的确曾有争执。本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丝毫恶意，可是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不仅不肯走，还声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③事后还以所谓“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壮语相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