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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他们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
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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