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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的看法）。*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时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划掉”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　、推动者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党校复校后在教学中，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都积极地加以贯彻。他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写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实》文的发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对理研室两次排印的《实》文送审清样，不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还专门召开动态组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我参加），再次对文稿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表现了对这件事严肃的高度负责精神。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3）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理论界、新闻界协同行动（重要文章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新华社发通稿）的方法，并指定我多做这方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工作，强调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论动态》中很多重要文章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和作用。以新华社为例，从1978年以来，差不多半个月就开一次”理论动态“与”新华社国内部“的碰头会　（由我与王聚武或吴振坤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参加，后来由副主任李峰参加），互通情报，议论选题。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职时就坚持了5年，碰头达百次以上。我们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中央编译局、国家科委、中组部研究室等也经常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开会，共同参加，共同商定选题。文章写成后，又共同参与修改，搜集反映。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止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体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实》文发表后，耀邦同志一时处境艰难，已不可能实现他组织第二篇重点文章的设想，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他采取曲折方法处理。在吴江同志把他所写（孙长江协助）《*主义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同时送给《解放军报》和耀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