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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

*同志不是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吗？当时我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深感有责任遵照*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于是，我主动邀集两位同志一起讨论撰写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阐述*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放在“辛未羊年”春节（1991年2月15日）刊登，鲜明地提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强调“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强调“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特别提出“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强调“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刊登），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12日刊登），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做出实绩的人。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3）

《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读者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一些干部来信赞扬文章以加大改革开放分量为主旋律，“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些经济专家学者反映，文章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论述是“及时雨”，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加强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驻上海办事处接到本省、区、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并向报社了解发表背景。一些外国驻沪的领事馆和记者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文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它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妄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人公然责问：“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商品经济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说什么“80年代改革开放造成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险”。有的文章还鼓吹揪党内走资派，说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他们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同志。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进行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大音稀声扫阴霾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而且把*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阐述。1991年9月1日夜，他又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接着，*同志又在9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了一家大报对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总书记对那些喜欢拿大帽子吓人，好作抽象争论的人的鲜明态度。

我们根据*同志讲话精神，继续宣传*同志的思想。例如苏联八月变局后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