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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从事更多别的附加工作。我们几乎成天都见不到彼此，而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总会不断地争吵。那段时间真的令人身心疲惫不堪，特别是当我窝在我那间狭小的屋顶房里继续从事第一份兼职的时候。这份工作很不规律，但是总算还是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期间我需要有一个信箱，但我不需要不断地为我的生意做广告，到处散播我的地址。因为我有一批固定的老客人，我已经和他们约定好，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到邮局寄信到我的这个住址，这一举动正好迎合了我的顾客对谨慎小心行事的需求。

当时的第一个回复是来自一位叫维尔德女士的短信。她写到，她十分想认识我，因为她急需一位性学临床治疗师的帮助。我按照信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先是报出一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友好地问我有什么他能效劳的。

“我想和维尔德女士通话。”

“请您稍等一下。”

我从电话里听到了一段关于那个维尔德女士的谈话，可惜我听不清全部的对话，只能模糊地听懂其中的一些片段。想要猜测出这段对话的全部内容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

“我们这里没有您说的那位维尔德女士，您可以告诉我您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很愿意继续帮助您。”

这件事情在我听起来变得十分危险。谁知道，那里的什么人把这事儿当成什么玩笑。我只知道，我以后对这种信最好不要有任何回应。

这件事过后我就开始学会过滤大量类似这样的信。首先是那些鲁莽的询问信，然后我挑出那些根本不懂得一个临床治疗师要以他的工作维生这个道理的人写来的东西。最后是那些来自不明寄信者或者社会机构以及远离我居住地来信者的信件。过滤后剩下的来信就很少了。一个“有意联系”的写信人想在每个星期四早上十点在联合咖啡屋等我。暗号是，手里拿着一份《明镜周刊》①　，或者放一本在桌子上。

另外一个自称是一位女士的来信人住在卡帕恩①。她形容自己是位“经济独立”，年龄介于“年轻与成熟”之间的女性。

为了能去联合咖啡屋会面，我只能错过星期四的中古高地德语引论的讨论课。这堂课因为是给分数的，所以需要我给出假条才能合法旷课，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施马茨博士对于我给出的去医院看望母亲的理由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他是从小市民阶层爬上来的，想借着派到教育学院工作的机会能迅速爬到教授的位置上。他勤奋，肥胖，油滑。具备这些特质的人都是那些教授迫切需要找来帮他们干苦力的人。他就是这样做着苦活，讲授大学初级专题讨论课，而当教授先生想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只是飞到南方海边度假的时候，时常还得代替他处理一切杂事（其实不过是宣读教授的旨意罢了）。

他在冬季忙得不可开交，令人印象深刻。所有人都清楚，教授先生每年冬天都会在他位于瑞士的雪地小屋里度过圣诞节假期。事先他总会在学生面前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年冬天保证会“有雪”。估计他是希望，我们对他的代表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施马茨则每年心里都暗暗期待，下雪能够阻挡这位教授先生准时归来。

我的杀人计划　第七章（2）

“施马茨老师会把课程内容传达给大家。只要状况允许，开课的老师返回后将重新接管讨论课。为了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规范地运行，将优先采取这种授课程序来替代必要的集中补课方式。”

这个通知总是一成不变。每年都不得不重复这一流程的秘书处，今年干脆直接把这份被使用过多次的通知贴到了公告栏里。通知钉在了公告栏上，四角被图钉戳出很多小洞，好像一块瑞士奶酪一样，被切成小块，慢慢地变黄。

施马茨小心地拿出那张考勤表，把对它的使用提升为一种个人的责任。因为他要做好准备，以防他的上级要等到学期结束之后才回来，他的责任就是最后给出出勤成绩。但在我们看来，就是要被他那无聊至极、过度愚蠢的报告折磨，同时还要或多或少静静忍受这种德国高校里典型的剥削。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公众都知道，什么是以学术教育在基本法中确定的自治权的名义进行的。想给那些普通市民解释这些道理并期待他们理解根本毫无希望可言。*行吗？拒绝行吗？

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讨论，然后我们遗弃了这个话题，这样做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会强迫我们继续忍受现状里这些傲慢剥削的玩弄。我们的学习期限最多也就是延长了，但肯定丝毫不会有所改善，我们都这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