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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治”、“合”的局面，多一些，长一些，“乱“、“分”的局面少一些，短一些。是谋国者、忧怀天下者应当认真思考的。

四、稳定压倒一切！（4…4…1）

不可否认，这种道德的自觉，伦理化的治国，是有其明显长处的。克己复礼，是一种由内到外，内外一体，家、国、社会合一的治理模式。在这一点上，比西方或现代社会，人心散乱，各自为利，交争不已，社会分离的治国模式，强很多。但它也有明显的弱点，因为，人或群体，在利益与情欲面前，单靠自律是很薄弱的。当然，中国古代，也并没有忽略人的这一本性，在要求人们克己向善的同时，也有礼法的高度制约。但礼法对当权者的约束，时而强，时而弱。皇权在中国一直最大。当礼法与皇权或产生直接冲突时，往往是皇权取得胜利，除了皇帝以外，其它当权者也是如此。意思是说，在涉及直接利益与利力面前，礼法的约束作用是限的。换句话说，从社会整体与宏观层面上看，礼法，只对贫贱的大多数起作用，而对富贵的少数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

而西方的*制度，虽然同样是，只对贫贱的大多数起作用，而对富贵的少数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出发点，不是靠人们的自觉，而是基于人们的不自觉而用制度、法律去约束。

从哲学上说，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恶，只是善受到蒙蔽，因而，一方面，通过明德教化，让人们自觉趋于善，一方面，用礼法，仰制那些不趋于善的恶。西方人，相信，人有原罪，人天生是恶的，因而一方面，用宗教进行怅悔以趋于善，一方面用法来治恶，让人畏惧。其实，东西方，这两方面作用都差不多，只是出发点不一样。然而就是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在制度设计上，就体现出了根本的区别。中国相信这种自觉，所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西方人不相信这种自觉，所以，刑法为主，德教为辅。即便是宗教，也是如此，宗教法规在惩恶抑恶方面更为严厉。

在当今的中国，这种自觉的模式，依然存续着，但维系这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远不及古代，而且，来自外面的，对这种自觉的侵蚀，比以住更为峻。而在制度设计上，又没有实质有效的约束监管手段。

在当今的西方，由于宗教的削弱，那种导人趋善的机制作用大减，又由于物质的高度发展，对人内心的破坏，也比以往任何时侯要严重。如果说以住有这种情况，但主要集中在上层腐配的统治者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当中。

因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物质侵蚀精神的严峻局面。所谓，物质富欲、精神贫穷。而这种情况，比精神富欲，物质贫穷，恐怖得多。只要物质贫穷，不至于饿死冻死。

东西方都面临这个问题，从长治久安出发，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谁能早一些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的世界，或许数百年，或许上千年，都将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问题就其战略性、全局性与长远性，远比一时的经济政治问题重要。

扯远了，就短期而言，制度设计在东西方也是不同的，上面说过，东方重自觉，西方重他律。但制度设计本身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明显的。自觉讲究由内到外，因而在制度设计上，监管不足，他律讲从外到内，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内修不足。甚至西方的*制度是先将人们分化、鼓励争斗，将矛盾暴露出来，在公众面前解决，当这种解决方式过度时，用制度进行制约。中国的制度设计，讲究在和谐、统一、稳定的前提下解决矛盾，而不是暴露出来，所以，在中国，一旦矛盾不能在私下解决，暴露出来，就是大的混乱或*。而西方在成熟*制度下，由于矛盾暴露习以为常，因而一般不至于出现重大足以危及国家秩序的混乱*，除非属于那种时代性的阶级革命。当然，一些不成熟的外生型*国家，则另当别论了。

在本章后面的小节里，将对对这种制度设计进行初步探讨，能否让东西方进行优势互补，又如何互补？　。　想看书来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1）

（4…5）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

台湾中正纪念堂有一块匾，匾上写着“大中至正”四个大字。倒不用看，这四字与蒋介石的关系，但这四个字，与中国的关系倒要注意一下。马英九曾说，这四字出自王阳明，准确地说，是出自《传习录》：“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城，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当然，大中至正，也是王阳明学术理念的核心。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