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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读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和选举，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但是，如果国民没有尊重程序的习惯，只凭对结果的好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有了*也会丢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私下里也在议论：*社会的交易成本实在太大，还是中国这种模式有效率。当你想拆迁谁的房子就拆迁谁的房子时，交易成本当然小了。但是，这种短期的便捷，只会带来长期的危机。

这其实也是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起飞是他们理论的成功。他们有大放厥辞的权利，他们有功劳和道德资格来信口开河。茅于轼的“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也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人的钱来得黑一点，也应该既往不咎，不黑就没有改革。所以我总结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家从当年少数敢说话、挑战权力的人沦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南都》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觉得他们是中国媒体的领袖，媒体的进步是他们的成就，于是自己就有了当言论警察的资格。从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回避了人们批判茅于轼“保护富人论”的具体观点，不敢正视这种理论的荒谬。他无法面对我提出的基本事实：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和尼泊尔并列。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厉害的三十几个国家之一。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都不如中国严重。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穷国。茅于轼们怎么能证明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不仅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几个非洲最黑的穷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社会还没有“仇富”的情绪，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正义。笑蜀放着这些不谈，满篇在谈茅于轼是好人、批评别人攻击茅于轼不能没有界限等等，转移问题。这除了说明自己丧失了基本的道理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再说几句多余的话。《南都》此次破坏言论自由，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其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彼此冲突归冲突，辩论归辩论，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至少不要失态。笑蜀此次说我对茅于轼的攻击，属于被“名利驱动”。类似的看法有关编辑也表达过。其实，这些人都在媒体圈内，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一个受“名利驱动”的人，不会和《南都》为一篇稿件而断绝关系。我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网上，不可能有纸媒那么多的读者，新浪这样的主流网络媒体，也几乎肯定不会将之推荐到首页。花一天功夫写这些文字，是想帮助《南都》和笑蜀们反省：你们究竟错在哪里？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失去了信誉。我希望中国的媒体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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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1）

笑蜀

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乐此不疲。斗士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象，旁观多时，如鲠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茅先生具体给了农民多少钱。官员们和富豪们确实能给农民更多钱，这点上茅先生永远没法跟他们比。但茅先生的实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