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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了好几年都没栽掉，原来在那边的“险恶环境”下嗅觉早就炼出来了，狗日的，命大！

Katherine刚听到WT已经自动退出竞争时还很高兴，但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东金的主管部门因为老陈的事，开始严查这次东金收购的整个来龙去脉，虽然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把Kathersine唬住了。因为南福是民营公司，“牵连”的风险要大得多，东金的主管部门已经不太可能同意民营资本进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主管部门只留下了那家浙江银行作为备选对象，因为他们是国营的……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一个月后就签字了。

2007年1月份，我和Elsa同时离开了北角，在上海和Katherine交接完毕后。我想了很久，还是对Elsa说“我得去趟香港，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她有点吃惊“去香港？你要仔细考虑清楚，维姐应该知道你已经反水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至少该见个最后一面吧”

Elsa看着我“我马上有下一个任务，短期之内不可能再见你。如果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去找……”

我打断她“不会有事的！”

一周后，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证（红本通行证和老鹰国护照都已经交给Katherine了）。在尖沙咀一间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Sandy打了个手机“我想见她！”Sandy很吃惊“你在香港？”“嗯！时间地点你给我在msn上留言吧”

过了两天，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Sandy终于留了言，下午在港岛的天星码头见。

那天下午我在码头边的一个椅子上等了2小时Sandy才来，只有她一个人。

我很失望“她不愿意再见我？”

Sandy拿出一个薄薄的信封“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

Sandy转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谢谢你！”

她轻轻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来，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5年前我们刚到广州，挑写字楼时在中信对面小广场的一张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亲密动作，我右手轻轻揽着她的腰。当时我才25岁，她34岁……

照面背面有八个钢笔写的繁体字“難忘歲月，永記于心”

我在码头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华灯初上，静静的看着不远处的2IFC北角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在面向维港这边，她是不是也在透过落地玻璃望着楼下码头上那个跟随了她5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滋味充满心间，就像当年的那首《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一生何求

曾妥协也试过苦斗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当天晚上我过关回了大陆，补了张回成都的末班机票。在宝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把那张照片烧掉了。难忘岁月，永记于心，只是我已经长大。

到了2007年4月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层角力的原因），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开放了很多行业。基本上北角这种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资财团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中国，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这是退步还是进步？但是至少，从事北角这一行的人都可以“见光”了。

我去上海见了一次Elsa。她当时没事，在休假。我们吃了晚饭，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谈的一些内容不能写出来（关于她的工作和身份），简单聊聊她说的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在被外国人左右，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各种国外势力的角斗场。我没有权利评价GCD如何如何，但至少现在中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谁是执政党已经无关紧要，至少现在中国终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我们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

我静静地听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决定反水，是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那样去做，而没有想太多这些东西。每一个70s大学毕业生在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