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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一堆的苦水！譬如说整节车厢只有一个厕所，所以整节车厢的味道简直——我本来是要说“可想而知”的，但我现在觉得应该说是“无法想象”。

我偷偷带了一条雪白的床单，选了上铺。一进去，把东西收拾好，我便把床单铺好准备就寝。这时大伙却起意叫我把床单捐出来，因为大家觉得睡体横陈的暴露很是尴尬，所以建议我把床单绑在上铺的架子上，像一个布帘子一样，好保留有一点隐私权。　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假设，事实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在大陆，或起码在我们身处的那列火车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是跟你的遮掩而升高。白布帘那么一挂，戏就开始上演了。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觉得他们有责任一探究竟，于是那块临时的帘子整晚就一掀一合、一掀一合，没完没了。每一个探头进来的人，以他们的视线高度来衡量，到底能看到什么呢？恐怕就是我那张睁大惊恐的眼睛、一张很无辜的脸。

换了三次车，其中在乌鲁木齐还错过了要转的车，只好采取包出租车的方式，一路追赶，到下一个停站的地方上车。长话短说，那次整个车程，我不但没睡上一觉，一路下来，还对当时的我简直只能说是“大开眼界”。

事隔多年，一次拍戏要转景，整个大队要从北京转到浙江的乌镇。剧组安排坐火车到上海，再转两个小时的汽车去水乡乌镇，剧组很多人都鼓动我要坐火车一路玩下去。

基于之前的北极村之旅，实在事出意外，所以我决定放弃两个小时就能到的飞机，再给火车一次机会！吸取前车之鉴，上车的前一天，我完全把这十个小时的车程当成了是去露营。我假设车上什么都没有，于是上车前，先洗脸刷牙上厕所……总之该做的都做了，该带的更没少带。

我们是六点的火车，我大约是五点半到达北京火车站，突然之间我觉得很兴奋，像是跟同学要去旅行！我两手拎着一大堆吃的，身上还背着浴巾和盥洗用品。跟着一堆一堆人挤啊挤的，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候车室，几乎还来不及赞叹北京火车站的一切，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四个人一间。我突然说不出话来，只能用一句京片子口音来一句——“可高档了”。不用说那整洁的枕头及被子，单是每一个床头上就有一个液晶小电视，每一个人还配有一个耳机。也就是说，一个房间里的四个人可以各选不同的频道来度过这十个小时。

由于我们是所谓的“主创人员”（意指制作组里的上层阶级），所以我们是睡四人一间的软卧。我跟导演、灯光摄影指导住在一起。

一切就绪，我们出发去硬卧探视其他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满脑子还是七年前从哈尔滨坐到北极村的惨痛画面。

但是当我经过一节节的硬卧车厢时，才发现每一节车厢都相当得干净，而且厕所还附有卫生纸。服务员也很亲切，长得更是不错。而且还有餐车，很像欧洲老电影里的那种感觉。硬卧是六个人一间房，差别只是没有电视。大陆的改变真不少。

时值下午六七点光景，大家把食物通通摆将开来。于是我们就着窗外快暗的天光，听着火车前进的声音，吃着烤鸭，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上海前进。房间地上摆着一箱箱的啤酒和白干。黄磊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坐长途火车的人喜欢喝酒吗？”“因为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的，没人会看得出来。”

一路上，他们跟我说起他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妈妈带着姐姐和弟弟回湖南过旧历年，要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而且只有硬座。为了省钱，妈妈只买了两张坐票。很多人都是这样，于是整节车厢几乎爆了。甚至因为姐姐想上厕所，但是排了很久都排不到，忍不住哭了。平时温柔的妈妈也烦躁地跟旅客吵起来。但是当火车进站，姐弟两个人趴在车窗上看到外公外婆、舅舅们、表姐表弟们带着期待的眼神站在月台上时，一路上的辛苦便都忘却了。他们说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没有得比较。不过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幸福得不得了。这让我想起《贝多芬传》的最后一句话，罗曼罗兰说：“用痛苦换来欢乐。”是的，想想我富裕的童年，能记得的都是一些物质上的满足，而那一个昂贵的玩具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

他们问我大陆什么最令我无法忍受，我回答：“厕所。”干不干净已经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明白的是厕所何以没有门。一溜的一个个坑就是他们如厕的地方，也不需马桶。我想这个痛苦应该换不来什么欢乐吧！不！连这个他们都有的说。他们说以前小时候多好玩，大伙一起上大号，于是连上厕所时都能交流。还譬如上学前上大号，对面总能碰上一个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