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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青稞了,这是一年县里最忙的季节,你这时走别人会怎么看?再说我回家连口热饭也吃不上……”
母亲叹了口气,把手里的东西扔下说:“我就知道你心里不愿意。好吧,下个月她们再回来,我跟她们一起走!”
一个月后,我们又一次回家。母亲又一次开始收拾东西。可是第二天我们要跟母亲一起走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高烧三十九摄氏度。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来照顾父亲。
我直到现在都怀疑,父亲那次用的是苦肉计。因为我看见他半夜一个人悄悄走出屋子,在高原的寒夜里站了很久。父亲用苦肉计留住了母亲。现在想想,也许那是父亲当时留住母亲的惟一办法。
后来“*”来了。我们不用再去州里上学了。
母亲当着父亲的面撕了那张调函,生气地说:“这下你称心了!”
父亲笑了笑说:“你看咱河源的天多蓝,草多绿,水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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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一(1)
那一年,听说雪山外面的世界很热闹,红卫兵串联,文攻武斗,有的地方还打死了人。但是我们河源还和以前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牧民照样放牧,农民照样种地,学校照样上课。好像河源被外面的世界遗忘,又好像河源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父亲说:“咱们不跟着他们瞎折腾!”
不上课的日子很轻松,但也很无聊。父亲很忙,不是去牧区,就是去农区检查工作。母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所以家务活基本落在了我和江果身上。我们一大早从黄河里背上来三木桶河水,然后做饭,打酥油,洗衣服。有空的时候还要到草甸去拾牛粪。如果是干牛粪,捡回来就直接码起来;如果是湿牛粪,就要先用手拍成牛粪饼,一坨一坨地糊在院墙上,等晒干后再揭下来,码在院子里,供日后烧火做饭时用。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格桑去放羊。说是去放羊,其实是去玩。格桑总是在我们说起他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他的藏獒就会汪汪地叫,直到引起我们注意为止。格桑这两年个子长得很快,身体也越来越健壮。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多少有些拘束。如果江果不在身边,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格桑的“乌朵”甩得特别好,一甩一个准,正好能打在羊身上,使得所有的羊都能乖乖地在他允许的范围里活动。“乌朵”是藏民放牧时专用的一种鞭子。用牦牛毛先捻成粗线,然后再编成毛辫,中间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乌梯”,毛辫头上打上一个套环,末端用羊毛做成鞭梢。如果要赶牛羊,便将套环套在中指上,在“乌梯”内放上石子,用手捏住“乌朵”两端使劲抡呀抡,然后突然放开鞭梢,只听“叭”的一声,石子便飞出十几丈远,打在乱跑的牛羊身上。
格桑这一手很厉害,我们很佩服他,让他教我们使“乌朵”。可是“乌朵”在格桑手里很听话,到了我和江果手里就不听话了,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是到不了我们想让它到的地方。有一次我甚至将石子甩到了自己身后,几乎打到了格桑的脑袋上。后来练习的时间长了,“乌朵”也就慢慢听话了。
一天下午,我准备去河边背水,看见有十几个人骑马从街道那边走来。由于是逆光,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身上的绿军装和衣袖上的红袖标却很显眼。走在最前面的那匹马捆绑着一个人。那人少了一只耳朵。那不是刘达伯伯吗?我惊讶地站在那里。等我回过神来,那群骑马的人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街道。
他们为什么要捆绑刘达伯伯?他犯了什么罪?我丢下木桶,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没看错吧?真是你刘伯伯?我说绝对没有看错,马队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刘伯伯还朝我笑了笑。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他能朝你笑,说明他没事。我说不是平常那种笑,是苦笑。母亲又紧张起来了,说你赶快去叫你爸爸回来,我问问他。我跑到县委去找父亲,县委大门关着,两个红卫兵守在门口,谁也不让进去,说里面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我跑回去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变得煞白,拿水瓢的手开始哆嗦。她索性把水瓢丢进木桶,什么也不干了,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转圈。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说:“老营长出事了。”
父亲说:“他被下放到我们河源改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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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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