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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许在1953年公布宪法后的“反应”报道中最为明显：全国各地都是“人加报纸学宪法”的场面。他还补充说，不仅各项政治运动的摄影报道如此，就是日常报道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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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

到1957年3月，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书面争论还在进行之中，在一步步的讨论过程中，逐步摆脱了就新闻摄影谈论新闻摄影，及那些操作层面上的事情，渐次涉及到新闻摄影的特征、功能及方向等问题。

一部分讨论者认同新闻摄影作品必须坚持文献性、纪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与此同时，有关新闻摄影的“思想性”与“教育作用”，亦即新闻摄影的功能问题被着重提了出来。

盛继润在《试谈“组织加工”》一文中提出：

一张成功的新闻图片，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而且能够表达作者的思想，影响着读者的感情，它的任务也不仅是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它自己特有的造型形式，用社会主义精神去鼓舞和教育人民，从而成为一种反映与认识我们周围现实的有效艺术手段。

与单纯强调文献性、纪实性或艺术性相比，盛把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成功的新闻照片”的标准提到了一般摄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并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社会主义精神。

这一年多的讨论实际效果如何呢？柯善文透露，记者们碰在一起时，谁都不愿正面谈起反对或赞成“组织加工”的话题，但是彼此心照不宣。①

作为新闻摄影的一种手段，盛又承认：

事实上，不管“组织加工”问题讨论如何热烈，反对“组织加工”的呼声如何响亮，而在我们的记者中，差不多都是怀着各自的“秘密”在从事工作。所谓“秘密”就是“组织加工”。其所以成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加工”的方法还被认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尽可以彼此“心照不宣”而终不愿公诸桌面。

面对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盛举出“组织加工”的大旗，呼吁道：

“我们为什么还不敢果断地去承认它”，让“组织加工”合法化，从而把各自的“秘密”摊开来呢？

至于盛本人在“组织加工”方面的作为，同事姜国宪有这样的描述：

有许多生动自然、艺术性较高的照片，就是经过组织加工拍摄的，例如，盛继润同志拍的“又长高啦”、“推土机群”、“活跃在酒泉盆地上的女勘探队员”等三张图片，就是参加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会的佳作，其中“又长高啦”一张，还在国际上获得好评，这能说“组织加工”拍不出好照片吗？

不过，纵然是“心照不宣”，大家也有不好意思提出组织加工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在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之前，一位组织摆布的北京记者因摆布受到了处分。

河北分社摄影记者盛果讲到了自己采访中的一次经历，就觉得当时没有组织一下，“照片拍得太可惜了”。

我在饶阳县五公村拍摄耿长锁农业社第一次使用拖拉机开始春耕，打破地界。有两户农民在过去因为争地界闹得两家打官司不说话，参加了合作社以后，他们在一个生产队里下地劳动，处得很和睦，当拖拉机第一次在地里春耕时，他们两家就跑到地里去刨地界，耿长锁也跟在后面。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说服力的新闻了！于是，就有很多记者也跟着来到这里，当时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河北日报》的记者、广播电台的记者，还有北京的作家们，大家的共同愿望是：能拍出一张吸引读者的好照片。

等着拖拉机在地上飞驰着的时候，这两位农民即开始刨界石，耿长锁也站在身旁，由于光线不对头，看样子大家都有些着急。本来是可以建议他们或适当地组织一下的，可是由于人多，大家谁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原先我还联想到这次有拍电影的，在组织画面上一定可以跟着沾点光。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拍电影的同志这次也不去进行组织了！

据了解，因为在北京有位记者因组织拍摄沈钧儒老先生选举投票的镜头受到了处分，于是大家都注意了这一点，谁也不愿出头。

当然重视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因此而把那些合理进行组织加工或摆布的场面，形成自然主义的拍摄方式。

不止一位参与讨论者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