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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分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子午楼）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