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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弟，习西医，因照料兄病赴京，维新后留京佐理康有为的文书。

杨深秀：山西人，曾任山东御史，力赞新政，曾劾守旧派许应。

杨锐：四川人，曾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国会。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荣禄幕客，是康的弟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极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刘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参加保国会。

康有为挽六君子联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无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灵，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邦家况多难，恰如子胥相国，悬睛看越寇飞来。

慈禧重新训政后，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门和冗员一体恢复，八股文仍然交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石。维新变法唯一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维新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西太后是代表守旧派，而守旧派则不只是几个人，相反的守旧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读书人也是顽固地反对变法。中国读书人都是标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变法就是大逆不道，而变法的人也总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提倡变法时，卫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叶德辉给皮鹿门信中就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对人形容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直接激起官场中整个反对的，是因为新政如果进行，就要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闲衙门的上谕颁布后，北京城内的官吏群情大哗。接着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中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于是“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还有“废八股试帖楷法试法”表面上虽然没有妨害任何人，实际上也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整个教育内容便是为了考八股，无数的读书人日以继夜应付考试以求功名富贵，忽然晴天霹雳，废止了八股，读书人们的心血光阴都付诸流水，前功尽弃。年轻的人从头做起还来得及，年老的人岂不功名富贵无望了，他们对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启超分析这些现象说：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窍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荣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

“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

一个社会，保守势力总是巨大的，谈改革就是要如何消灭愚昧和反动，把阻碍的守旧力量消灭，不能消灭保守的势力就无法革新。求变求新是时代的需要，一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求变求新。（霸气　书库　｜。。）

十二、康有为逃脱

康有为八月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傍晚到了塘沽，就搭上招商局的海晏轮。海晏轮延期，乃于初六早上改搭太古公司的重庆轮，于11时开航。这时西太后已夺取了光绪的大权，北京政变已爆发了。不过康有为在船上一切都不知道，重庆轮过烟台停泊时他还上岸去买水果和石子。

康有为在搭乘轮船逃亡时，曾经留下两份遗书。

一封是写给他的弟子徐勤，托以后事，书云：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