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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　，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　，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