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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共谅。

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讨逆文件都是梁启超的手笔，梁启超的文章称为“笔端带有魅力”，在他讨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因此，“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

以前讨伐洪宪帝制时期，梁启超曾为军务院以及岑春煊、陆荣廷等写文章，同时为表现自己，也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这次为段写文章，当然也不肯埋没他自己，因此，他又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电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这个通电发表，就有广西名流马君武打电报骂他说：

“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使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当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7月2日，那个就职不到十天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化装为运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壁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果然不出张国淦所料，他把握机会想领导恢复民国的主流，反对复辟，可惜南京距离北京太远，地理条件上不及天津。他的通电如下：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干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同时，他又拍电给段祺瑞，列举张勋八大罪状，要求和段联名申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