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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钢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责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兼。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