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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　，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有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黎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　，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　，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洋系一个政治傀儡。

黎虽然就了职，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论，便是《约法》有两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3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