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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他的根据地武昌。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杯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弥衡”绰号的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为一个偶像，他的言论毫无问题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他独独垂青于袁，兼及黎氏，这种无形中的宣传力量，是能够使人盲从的。

至于饶汉祥，其声望虽次于章炳麟，但信用较好。他是黎夹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广济，曾以举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穷得只剩一条寡裤带，有人向黎推荐，遂成为黎的文胆。民国元年11月，黎任饶为内务司长，但国民党人不喜欢他，骂他是“瘾君子”，他连气带吓，跑回原籍，行前给黎留别信有句：“昨日一朵红云，从空中飞下，譬如乞儿得平天冠，几至惊惧无措。汉祥一念既寒，前缘俱寂，无妄之祸，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装归里，如有复我者，有如此水！”饶躲在乡下，黎派员持手书慰问，使饶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民国2年6月19日，黎命饶代理民政长，9月25日改为署理，不料湖北省议会也一致反对，饶又气返乡下，又做了一篇“万缘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饶鉴于省议会对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议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为嘉奖，因之饶便更趋向袁了。

民初黎当选副总统时，饶代他拟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一语，后来他任民政长，下车文告有：“汉祥法人也”一语，当时有人以此二语撰成一联，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饶，由于他们推波助澜，使袁、黎的结合，便更为容易。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袁世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毕露，不过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国民党的对立。

袁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同时部署一切军事计划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产生，而国内的多数党却正是国民党，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比较有妥协性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这时留京的国民党员已伤透脑筋，拿这问题来谈岂不是更头痛。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　，讲法理。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外交严重，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