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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洪为荫之老伯。
五、二月四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三月十四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刺宋案破获得如此迅速,绝非袁世凯所想得到,主要原因由于案子发生在上海,不是在袁势力下。袁在此以前也使用过好多次政治暗杀,都得心应手,死无对证,除了辛亥年吴禄贞被刺一案前面已经提过而外,泄露在外的还有这么两则:
一是在南北和议成立后,革命志士罗明典、吴定安联名发表告国人书,揭破袁的政治阴谋,不久有人到旅馆去拜访他们,表示敬意,以后便经常请他们吃酒看戏,一连有一星期之久。有一天那人又约了另一个人来,请他们在齐化门外二闸观水,他们四人分别乘两部马车前往,走到城外荒僻地点,那两个人抽出刀子把罗、吴二人杀害后抛尸而去。吴定安的朋友帅根坤找到了两人的尸体,即向法院控告,法院置之不理。
另一则是清末年,河南人曾广福兄弟四人,因为上书摄政王载沣被递解回籍,民国成立后又因反袁再被递解回籍,途中遭人暗杀,尸体没有下落。
上述这类暗杀,因为被杀的人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所以死了不为人所关心。宋教仁不同了,他是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又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遭暗杀当然被全国甚至国际上所注意的。
依照前述的刺宋证据看来,袁刺宋不仅事先知道,且与赵秉钧共同制定了暗杀计划,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应是个流氓头子,洪于1月14日发给应一本密码电本“应密”,令应直接和国务院通电联系,后来因为赵太忙,乃派洪述祖到上海和应接头。洪赴上海接洽毕回到北京,把经过报告袁和赵,袁答应“毁宋酬勋位”,洪电应以后电报由洪转,不要直接向国务院联系,怕国务院人多嘴杂,容易把机密文件泄漏。洪给应电报中要他作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应提前动手的隐语。
应桂馨和武士英被捕后,在捕房中口供是: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是“中国共进会的会长”,据应自称共进会有会员一万万人。
武士英山西人,年22岁,曾在云南当过营长,被裁后流浪来上海。他的供词中说:“宋案是我一人下手,与应夔丞无关。”
应夔丞在辛亥革命前是青红帮头目,武昌起义时,帮会颇有贡献,其组织改名共进会,自以有功,骄恣跋扈,为害地方,浙督朱瑞要拿办他,黎元洪为之缓颊。应到湖北后又勾结军队,所行不法,黎亦通缉他,他乃投奔苏督程德全,又曾赴北京商榷改组共进会,遂与洪述祖互相勾结。
洪述祖早年在台湾胡作非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拟将其正法,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和应夔丞一块,据说他小有文才,唐绍仪组阁时本有意任命他为内阁秘书长,后来发觉他不正派,才改派魏宸组,洪于是被赵秉钧延揽为内务部秘书。
由于宋案急转直下,不仅凶手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袁世凯、赵秉钧都是主谋杀宋的人,使得袁、赵非常难堪,不得不做一篇遮盖文章。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篇倒乱千秋的手笔,据说由“智多星”赵秉钧想出“移尸嫁祸”的妙计。这篇文章是于3月26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内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云云。赵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把梁启超、汪荣宝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为陪客,并且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就能混淆事实,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组织,这个组织不但要暗杀国民党领袖,也要暗杀其他政党领袖,甚至还要暗杀北京政府的首脑。
袁为了表示“坏我栋梁”,乃命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来疏通黄兴。他杀了一个湖南人,却请出一个湖南人到上海来疏通另一位湖南人。刘揆一也是国民党,竟为了一个总长地位,不惜替袁作说客,黄兴对刘毫不客气,他弄得很没趣,回到北京后便向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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