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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财政部的发文簿，以及西利尔收到该函时的回片，上面且有西利尔的签字。梅郁说：这不是他的签字。西利尔说：这时我还在北戴河休息，人所共知，何从亲笔签字，我不能承认这个收件。周学熙说：君等不承认收到我们的公函，我们亦不会承认没有发出这件公文。双方对此问题没有继续争辩。又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长芦盐税存入麦加利银行的抗议，周学熙取出财政部的新命令，就是取消前项以盐税存麦加利银行的命令，这表示北京政府已经屈服于外交团的抗议。

于是周学熙乃与六国银行团的总代表西利尔和梅郁重新谈判大借款。

周学熙和六国银行团重开大借款谈判后，民国元年11、12月间举行了好多次有关借款细节的磋商，除利息外大致均获协议，尤其是监督盐税条件，银行团同意由中国设盐务稽查所，自聘洋员以资襄办，监督用途的条件则由中国政府于审计处设外债稽核科，用外国人为稽核员。周学熙把谈判情形向参议院报告，大致获得承认，于是安排正式订约。不料临时又发生意外，俄、法两国驻京公使反对监督用人条款，而坚持各该国必须出一个人加入监督机关中。这个意外使外交团自身发生了歧见，纷电本国政府请训。后经外交团重开会议，商定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顾问俄、法二国各聘一人。外交团获致协议后即以此办法通知中国政府，这是民国2年3月3日的事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安排不是谈判时所共同商定的原则，而监督机关全用六国团内的人对于中国甚为不利，何况俄国这时正助外蒙古独立，如果中国财政权被其监督，实属危险万分，所以袁政府乃加以拒绝。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血案，宋教仁被刺死难。袁世凯为了对付国内的反对行动，必需大借款成功，使财政上得到支援，于是便再恢复和银行团交涉。

在六国财团中，美国态度最为公允。美国政府对于银行团要求中国财政的监督权认为不当，训令美国银行代表退出银行团，同时奖励个别对中国的投资，因此其他五国政府受美国行动的刺激，态度为之一变，谈判遂较过去容易进行，借款条件亦较过去略为让步。

在大借款谈判期间，还有个重要人物，名叫莫利逊。他是英国人，但受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大借款谈判，他在幕后担当重要角色。他虽是英国人，可是他却站在中国立场和利益一方。在双方谈判最僵持的时候，莫利逊向北洋《德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主张解散六国银行团，而重行恢复四国银行团，因为他认为日本和俄国外托经济合作的美名，而暗行政治上的目的，对于银行团本身殊为不利，在中国方面亦难默忍，他的谈话颇受银行团的重视。

总之，这时的袁政府对大借款事实在是一剂急需的救急药，非用不可，明知借款丧权辱国，但不借款几乎日常开支都难应付。何况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政府没有这笔借款便无法对付国民党。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大借款签字，便可让袁政府和列强连接在一块，列强各国不止是事实上承认了袁政府，而且还非支持袁政府不可了。这笔善后五厘金币借款，美国没有参加，所以只有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贷借，代表的银行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五厘，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

这笔贷款成立，使中国盐政权落入外国人之手，可说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至于借款数额虽然是2500万英镑，听起来数字很大，可是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四国、六国、比国以前的各项垫款，以及五国银行团、各银行所借的款，共600万镑，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280万镑，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镑，真正拿到手的借款，不过债面40％，而借款47年的利息合共是4285万镑，本利合共是6785万余镑。借款前谈判期间受尽了折磨，借款后七折八扣，拿到的那么少，保证手续那么苛刻，结果还钱要还这么巨额的数字，实在是一副毒药。

民国2年4月26日，中国和银行团签订了善后五厘金币借款条约，其条款如下：

一、中国政府借银行团二千五百万金榜为善后及行政之用，名为中国政府一千九百十三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