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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这项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陈当于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

“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