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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勋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勋荣典，恐贻笑外人。”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