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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的丈夫则与他的父亲差不多： 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 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收集来的。 而大姐的生活是：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40或50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的特别精彩，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姑母和大姐的婆婆若在这种场合相遇，她们就必须出奇制胜，各显其能，用各种笔法，旁敲侧击，打败对手，传为美谈。 …… 这里，物质生活的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虽然是平民，却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凸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能够写出寒酸里的高贵，这是老舍文字的魅力之一。不但写北京如此，他写其他地方也能如此，例如短篇小说《恋》的主人公庄亦雅，是济南的一个小知识分子，他爱好收藏字画，可是买不起那些名贵的，他只能买那值三五块钱的“残篇断简”，或是没有行市的小名家的作品。而这就构成了他生活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长篇小说《二马》里，老舍塑造了一个自幼生在北京，中年以后到英国去做生意的马老先生。他身在以赚钱为人生核心意义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却仍然保持着一副老北京人的做派：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活的，是由个人心中审美力放射出来的情与景的联合。烟雨归舟咧，踏雪寻梅咧，烟雨与雪之中，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这个瘦老头便是中国人的美神。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的，是住在个人心中的。所以马老先生不知不觉地便微笑了，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美。小姑娘的伞被风吹得歪歪着，美。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好像几个秋夜的萤光，美。他叼着小烟袋，看一会儿外面，看一会儿炉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闷苦恼全忘了。他只想一件东西，酒！ 马老先生多少还算是有点地位的北京人。再看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是个从乡下来到北京的社会最底层的车夫，但就是在他身上，也透露出一种追求精神生活满足的高贵气息：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上遇到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服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这就是老舍精心描绘的北京精神，在最需要基本生存的状况下，仍然焕发出超越世俗的浪漫情怀。正如庄子所说：“道之所在，每下愈况。”祥子的生活理想，表面看去不过是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实际上那车是一个象征，他追求的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