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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峨眉山的猴子

在韩国好好住着，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峨眉山的猴子。 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龙年，我和师弟张海波、吴晓东三人，以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之名，到祖国的西北西南转了一大圈，留下了许多“壮举”和趣谈，比如冒死登华山、拦车闯九寨、乐蜀不思归、见肉就想吃等等。其中峨眉山突破猴围，也是饶有情趣的一幕。 峨眉山海拔3500多米，是我平生除了坐飞机以外登上的最高处。一般的登山者要两昼夜才能登顶，我们三人只用了大半个白天就“一览众山小”了。这比起我们登华山来，还算不上神勇。那时真是年轻气盛，看大江如细浪，藐峻岭赛泥丸。北大要是再多给我们500块钱，可能连珠穆朗玛都拿下来了。 下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心情和脚步都放松了许多。想到大捷之后，易有小败，我提醒师弟这条路上有猴群当道。报上多次有人撰文描写过峨眉山猴子的顽劣凶悍，我们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可不能折损在这班灵长目畜生的手里。 这时有几伙山民引诱我们坐滑竿。我从小就反感坐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