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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1964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单元，50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10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1985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20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1985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301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5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