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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在烈日下锻炼,大汗淋漓,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恢复工作后,在230厂的夜以继日,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我妈妈说,卫星回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父亲说:“瞎说!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 ?'…'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何必这样呢?其实,批判一下也没有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这样闪光的语言呢?
纵观“文革”10年,语出惊人的的确不少。在传达彭罗陆杨问题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时的表现,就将其概括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批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也是语出惊人,他说,邓小平是什么人 ?'…'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记不住了,总之,这些话马上就上了简报的头条,好处自不必说了。对政客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还有什么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这种人大有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的303立即上报军委。
叶帅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并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危难之时,见真情!
聂老总来了。他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父亲的司机老安说,聂老总那里送了几只老母鸡,说老总还特地关照了,叫给我们首长炖汤喝。
“文革”初期,在党内、在中央高层,由于左倾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部门管理上的交叉,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矛盾,被扩大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极大的损害了党内长期形成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亲历了自身的磨难,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们倍加珍惜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珍惜党的团结,他们在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立场上又走到一起来了。
从1956年开始,父亲在聂老总手下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整整20年。父亲桀骜不驯、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个性,没少得罪过聂老总。60年代中后期,因为部院合并的问题,再加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及总参在体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误解。父亲解除监禁后,去看望聂老总,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经过了“文革”的炼狱,面对满目疮痍,个人之间的趔趄又能算什么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父亲回来讲起时还沉浸在悲伤中,他说:“我们拥抱在一起,聂老总拍着我说,什么都不要说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301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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