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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

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

5年的与世隔绝，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