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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我强调三条：“出售武器，是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的，绝不要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在军品贸易中一定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注：伍绍祖《忆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

当年，这个清华核物理系的研究生出身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年轻气盛。他骄傲地说：是我们国防工业“率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三、四、五、六、七、八机部，分别成立了公司。中国新时代公司、中国燕山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规定，国防工业口的公司，必须统一领导，军品贸易的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军工，统一安排，不得留成。这几个中国字头的公司一挂牌，立即引起了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震动。很快就与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厂商进行了军品贸易。

国防科工委又出新招，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中国馆展出武器装备实物300多种。

父亲说，光产品不行，技术也是资源。于是在深圳首次举办了以军转民技术为内容和以外商为主要用户的“中国深圳技术交易会”，为军用技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