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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进步士绅，商行又在东海岸边，相对会安全些。可几天后，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八大家，商行被毁，张老板的夫人炸断了一条腿。张老板为难地说，我们家遭大难了，实在没法再留你了。

妈妈说，她是从炸塌的瓦砾堆下爬出来的，当天晚上，她扮成农妇模样，揣了把剪刀，独自离开了张老板家。她唯一的去处是盐东，直觉告诉她，在那儿可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正月，天寒地冻，海风凛冽，四野茫茫，她一生中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恐惧。远离部队，远离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在空旷的夜晚中摸索着寻找归宿。盐东在八大家以东，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她知道要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白天只能躲在高粱地里，等夜幕降临了再赶路。终于，她走到了盐东，3师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着机关辎重转移到这里。妈妈回忆说：“我一见吴法宪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吴拍着我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不到家了吗。”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如果我爸在场，妈妈总会说，该你讲了。我爸就会接着说下去：“吴法宪的电报一到，人还在，我就放心了。鬼子出动了18架飞机轰炸八大家，那里是我们的被服厂，机器设备都装载上船，鬼子来偷袭，就把船开出海去，时间长了，鬼子摸到了规律，就来轰炸。我一听到消息，想，坏了，很后悔，真不该把你妈转移到那里。”

“文革”时我们家落难，走投无路，想找找关系递个申诉，翻遍了以往的熟人好友，都被打倒了，这就想到了吴法宪，妈妈说，他该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吧？

根据地是回不去了，盐东也非久留之地。经组织安排，她和汪云（曹荻秋的夫炫）、陈绥圻（吴法宪的夫炫），乘一艘货船来到了上海。

陈绥圻是上海人。说好了她们仨到上海都住陈绥圻家的，可是送她们的交通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就再也没有回来。是卷着钱跑了，还是被敌人逮了去，不得而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汪云已临产，她们将她送进医院，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自己却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人世。曹后来的夫人姓石。许多年后，我对妈妈说，见到曹荻秋的儿子了。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曹纪云”。“是纪念的纪吗？”妈妈一听就伤感起来，说：“那一定是汪云的儿子了。我想见见他。”

偌大一个上海，举目无亲。她想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大陆洋行当差，或许能帮上一把，可天色已晚，又下着小雨。妈妈说，蜷缩在洋行门口的那一夜，她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可以想像得到，那个本家亲戚见到她时的惊讶程度。我妈妈和她的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抗日，族里有所传闻，只是李家的二小姐忽然出现在这里，看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在本家亲戚的帮助下，她辗转回了宁波老家小港。

自从离家参加了新四军，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战乱和流离，母女相见，欣慰中自然伴随着眼泪。为了安全计，她们搬到乡下，那里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沙夏。我妈说：“小港的房子不能住了，墙里嵌进去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弹头就从那边的墙壁露出来，可你外婆还在这边做饭。”可怕吧！在沙夏，妈妈生下了我的哥哥。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返程道路同样是艰险的，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注：曾用名，现名李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中国的女性，自古就不输男人。

哥哥8个月时，她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注：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大桅都折断了，只得随洋流飘零。骄阳似火，风暴过后，一丝风也没有，船就像凝固在镜面上。渴得受不了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这无异于自杀。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生命在挣扎。两个多月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没有能让女人走开。

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这离他们生活的常识太遥远了，连想像都产生了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