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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

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恢复他的职务，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的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引出了一段更有意味的情节，这才是真正改变了父亲人生的故事。

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

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

“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对方也不饶他：“打了败仗还嘴硬？小心军法处置！”“要杀头，老子伸长脖子等着！”等等，越说越离谱了……

之所以情绪失控，缘由是两人过去就有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15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