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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名，就能越老越值钱，老眼昏花了，随便怎么写都有人买账，这样的投资真是一本万利。朋友们都说我不是做ＭＢＡ的料，但不做ＭＢＡ不等于不自己找投资项目，我非但要写，还要写出名。早期真这么想。

最初的写作是娱情是玩闹，回头看看第一本散文集，简直就是文学化的日记。但这本散文集固化了那一段金子般的快乐时光，我想，将永远是我最爱的一本。写作与生活一样，很快就进入五味杂陈期。写过散文写过诗，自然而然写起了小说。很快就写了一部失败的长篇。这失败既以出版与否为标准，更以自己的良心为标准。那部各个角度都很幼稚的长篇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接纳失败的人。散文与诗歌写作的一气呵成，恒在的快乐消失了；小说写作常常会滞顿，彷徨，痛苦。不仅仅因为所写的故事，也因为写作过程本身。

生活在遭遇写作之前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但写作，还要写出名，还是在美国用中文写，我终于自己找了堵铁墙，一头撞上去。撞痛了，咬着牙不肯认痛。

常常想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作家，而不是想怎样去写作。总觉得评估出自己比较适合当作家，那么保险系数就比较大。我本质上是很患得患失的人。都说我很小资，我想小资可能都会患得患失吧。大资就不需要患失，无资就无所谓患得，只有小资，有一点，不多，想要更多，又怕守不住已有的，所以患得，亦患失。

花了很多精力去分析，我觉得大约有两类人能当作家，当好作家。一类是经历极多的，一类是才能极好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项职业或爱好是可以只靠才能的。再别说，才能跟美貌一样富有魅惑，局内局外的人都往往被误导。才能最公正的评判还是历史的坐标，但我短暂的一生恐怕无法得知答案，也没有必要寻求这一答案。

更多的人，包括有才能的作家，到最后都在比经历，无论是真实的经历，或是内心的。我这种所谓七十年代生的人谈不上什么经历，可以有的那点经历，比如赶着新千禧年的烟花一同绽放，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转型，又错了位。当年出国只怕太晚，现在又觉得是不是太早。青春最宝贵的十年，都为美国辛苦打拼掉了，换来了文凭，绿卡，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好像还缺点什么。

我很内疚自己贪得无厌。我深知自己拥有的太多，付出的太少，这种透支总让人心慌。我想，搞不好写作就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让写作的磨难平衡我透支的幸福吧。

有一天玩罢回家，说着完全不相关的事，他忽然说：“如果哪一天我忽然死了，你就能成好作家了。”那一阵我发现了凯特萧邦，她是三十六岁那年先生突然病逝，一位幸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妇女就转行成了作家。我差点落了泪，那我情愿不要当作家，我情愿写作路上的磨难无休无止。

是的，我想过停笔。喻丽清说当作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不得不写；我总无法相信自己属于那种不得不写的人。从小到大，我都是爱好太多的人，在朋友的戏称里，我是典型的三脚猫，什么都会玩一点，什么都不专精。像我这么贪念人生的好，又如此幸运地得到了这么多，写作，很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又一道花边。我或许没有资格成为好作家。

或许也是天意，在我最可能停笔之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写了十年，　2006年是我在美国的第十年，我在那个春天写下的长篇散文《美丽的抉择》是我的起点，心灵上的，写作上的。

我想只有在美国，我终于得到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放弃了一切。我在美国体会的是终极的孤独，我的陪伴只有比生命更贵重的，无法割舍的爱。甚至未必仅仅针对一人一物，而仅仅是，爱。这一份感悟是我留在中国永远不能体会的。

在美国，我终于明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故乡。都是广义相对的。中国或美国，对我而言，都是故乡，又都是异乡。这点悖论其实早已根植在我的命里。我从小就在京沪线陇海线上奔波，这两条铁路大动脉构成的十字架，烙在我胸口。古今，中西，这将是我写作的另一座十字架。

就这样，写作已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了。人生已经荒废了这么多，只有写作这一样，还青油油地留在我手中，等待着成长，等待着开花，等待着结果。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我与我的爱人不想往这烦恼尘世多增添一个生命，那么，写作，将是我的另类生育，超越时间的青春。与名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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