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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多粮少，地盘荒僻，中央如以经济方法限制其发展，到适当时机再以几颗银弹打向冯氏的几个军阀部下，便可把老冯瓦解，斯之谓经济解决。

阎锡山是个标准山西票号商人，章太炎所谓‘劣绅’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盘，却没有‘一掷百万’的魄力，在国内以政治方法孤立阎老西，甚或设计使其与冯、张争利而火拚，实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团的李、白，兵精将勇，剽悍善战。他们所将的都是广西山洞里带出的‘子弟兵’，收买、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们人数有限，加以李、白皆为将有余，为相不足。搞全国政治的眼光和气魄都不能和他们的军事天才相配合。他们对讲广西话的人虽然抱得如铁桶般的紧，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连鲁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们的心理来蛮干‘包围而歼灭之’，是谓之军事解决！

至于以外交方式对付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尚拥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问鼎，虽嫌不足，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可小视；如果他取得红、白两造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对付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查抄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东北具有领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妥协；苏联可就难说了。万一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未定的小张一旦思想前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死后，得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转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流亡无归的中共人员如刘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安枕，则东北自然就范了。

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础’，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