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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w）。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女性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女性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查女性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间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查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又远离了“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原则。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主张，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应避开对调查对象做出个人反应，并且认为在研究中做出个人反应是有益处的。例如，在调查访问被虐待女性的过程中，研究者做出的个人反应完全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有必要对调查对象做出情感反应呢？因为研究者的情感反应有助于打被调查对象对现状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外，做出个人反应会给研究带来整体感。她们强调这正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特点，她们认为：“归纳的方法对于理解有机体是不合格的，无论这些有机体是蜘蛛、星鱼还是女性；我们只有用一双饱含爱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机体。”（Reinharz；　3）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在伦理方面提倡调查者帮助被调查者，这在传统调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与过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研究是有价值导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改善女性的状况。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她们认为目前的社会状况是需要改变的。 女性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了解事实与行为的同时，发现被调查者的情感与主观性。这一方法促使女性主义者们去了解象征互动主义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们更加关注过程，而不太强调结构，拒绝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观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使女性从单纯的客体变成研究的主体。历史上最早记录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于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纪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会学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凭主观抽取调查对象的个人研究被主流社会学认为价值很低。 女性主义研究偏爱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为了发展女性主义理论；第二，为了表示对他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欢用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她们祖辈人的生活；第三，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让人们通过这种叙述听到那些在某一社会中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们的声音；第四，它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能够使中上层女性加强对下层女性的了解；最后，它能够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义。 对女性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受到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把人分为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把被调查者变成不可能对社会现象有任何提示的客体。而女性主义则主张将对被调查者的控制改变为一种密切的关系，例如请女性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她们自己。女性主义方法论相信，通过对调查对象的情感支持，能够得到更好的数据和对事实更富有意义的理解。做女性主义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从女性的生活经验除非，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且不轻易做出强有力的宽泛的理论概括。（Chafetz；　37）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性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　87），并主张女性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　（）　和劳玲　（）　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性主义